從事政策研究可能碰到的陷阱
曾潔媚(香港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2006年10月8日
我在「香港政策研究所」從事政策研究，日常可能碰到的陷阱或風險，主要有四個方面：
(1) 首先，作為一個智庫，為了維持對國內外形勢的觸角，「香港政策研究所」必須與國內外的政策研究機構、智庫建立研究網絡，與各國的駐香港的領使館和代表機構聯繫，交換意見。在這些正常和公開的交往中，可能會接觸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士。例如：
�� 「香港政策研究所」與外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地區的研究基金會都經常交往。有人說，有些基金會與他們國家的國家安全部門有關係；但是，對「研究所」來說，它們都是公開和合法的機構，不排除它們的一些代表有多重身份，但是，我們無法知曉，亦不會查問。
�� 「香港政策研究所」是East Asia Development Network(「東亞發展網絡」、簡稱EADN)的成員，通過EADN，「研究所」與東盟國家的政策研究機構都有聯繫。在東盟國家，大部份的政策研究機構都是由政府資助，不排除他們的行政人員或研究員當中有政府派駐的人員。在05年11月，「研究所」與「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合辦『泛珠9＋2與東盟』國際論壇，在安排來自東南亞國家的代表的中國簽證時，有一位代表稱不需要中國簽證，在過中國海關時才知道他是持外交護照的，他的真正身份是什麼？我不想猜測。
�� 在一些公開論壇的休息時間，間中有外國領使館的代表會主動攀談，交換卡片，幾個星期後，他們會打電話來邀請飲咖啡、吃午飯，討論內地或香港的時事。他的真正身份是什麼？有人說，這些奇奇怪怪的人士，就是外國情報人員。但我們認為，領使館的代表了解出使地區的民情，是合法和正常的活動。
(2) 第二方面的風險是台灣關係。「香港政策研究所」有進行台灣形勢的研究。在01年至04年，「研究所」受香港官方機構的委託，進行有關台港關係的研究，每月要提交報告。這個是有償研究項目，委託方有向「研究所」支付顧問費的，故此，「研究所」不能祇利用傳媒的二手資料，必須在台灣搜集更即時和更詳細的資料，並要定時拜訪台灣的官方和民間智庫，了解它們對台灣與香港關係的看法。「研究所」因此與台灣的國民黨屬下、民進黨屬下的研究機構，以及「中華歐亞基金會」建立了聯繫。「程翔案」判決書提及的「中華歐亞基金會」的代表，就曾經在「香港政策研究所」的會議室與「研究所」主席和董事會面。「中華歐亞基金會」的代表當中，可能有人有多重身份，與台灣情報部門有關係；但是，對「研究所」來說，我們是與台灣公開和合法的研究基金會作正常和公開的交往，不涉及個人行為。
(3) 第三方面的風險是接受捐款和從事有償研究(即是其他機構委託、有顧問費收的研究)。「香港政策研究所」在與外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地區的研究基金會交往時，都堅持一個原則，就是不涉及與研究項目沒有關係的經濟利益。
�� 但是，作為一家非牟利研究所，我們會接受沒有附帶條件的捐款和贊助。在04年和05年，「研究所」與其他智庫合辦了三個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研討會，贊助研討會經費的機構包括各香港各大商會、地產商，亦包括外國的研究基金會。「研究所」與其他民間智庫、NGO將會繼續合辦研討會和論壇，亦將會繼續接受任何公開和合法機構的沒有附帶條件的捐款和贊助。
�� 各國的基金會和區域研究網絡亦常設research grants，祇要研究題目符合它們的宗旨和當年所定的主題，任何國家的研究機構和研究員都可以申請。
(4) 最後一點，亦是最關鍵的，「香港政策研究所」在進行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的研究時，不能祇利用傳媒的二手資料，必須在內地搜集比香港傳媒更快、更詳細的資料。因此，「研究所」必須在在內地建立公開的搜集資料的渠道、網絡。向內地研究機構或研究員支付顧問費，是慣常做法。
在05年至06年，「研究所」接受香港官方機構的委託，進行有關內與香港的經濟關係的研究，每月要提交報告。委託方明確要求，「研究所」必須夥拍內地的研究機構或研究員進行研究。對內地研究夥伴的工作，「研究所」是要支付顧問費的。我們在香港，研究夥伴在內地，我們不能每天監視他們的工作；我們的內地研究夥伴從那些渠道搜集我們的研究題目的資料，我們無法控制。我們的內地研究夥伴提供的研究資料當中，是否有「國家機密」，我們無從知曉。
總括來說，對於任何一家政策研究機構，與國內外的研究機構、智庫建立研究網絡，與各國的研究基金會和駐香港的領使館和代表機構聯繫，接受各方的捐款舉辦研討會、論壇，接受香港和國外機構委託進行有償研究，是慣常的做法。
「研究所」在接受香港或國外機構的委託，進行內地經濟發展的有償研究時，把部份資料搜集的工作分判給內地研究夥伴，也是慣常的做法。「研究所」與內地研究夥伴的關係，就是contractor與sub-contractor的關係。當然，至於那些研究題目會接，那些研究題目不會接，「研究所」有自己的守則。
但是，在這些我們認為是慣常的活動中，我們可能不自覺地、非自願地接觸到與外國或境外國家安全部門有關係的人士。從內地政府一些官員眼中，我們可能接受了外國或境外機構的經濟利益。我們亦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內地的研究夥伴，取得內地政府部門認為是「國家機密」的材料。
我們熱切希望，內地政府有關部門，能夠明白香港的研究機構進行研究時的慣常的做法，消除研究人員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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