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者協會 程翔關注組 合辦
『從程翔案看中國資訊自由』研討會
（初步筆錄稿 由於未經與錄音檔核對，文字有按大意改寫成分）
（稍後另行整理錄音紀錄存檔）
整理：程 翰
張炳玲 (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_：
1）按照原先的安排，今天應該邀請一些學者，從他們工作的體驗來談，而不應該由我來講，可是當我接觸好幾位學者的時候，很多都婉拒，有說“千萬別叫我站出去講”，“叫我出去等於叫我‘去死’”，當我問能否引述他們說的，有答“別弄得人家知道是我”。從中我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學術界做研究，要搜集?地的資訊，往往要打擦邊球。
2） 學者做研究，需要大量數據、事實、資料。他們的資料，往往由?地的研究夥伴提供。資料的機密度有等級之分，有時候?地夥伴提供了一些文件，自己判斷很有研究價值，經過消化、加工，希望能發表，但馬上會踫到一個問題：學者發表論文/研究報告，按道理應該?明資料出處，也顯示你的“料”不是自己編的、不是二手的。但如果明知道來源敏感，怎能引出處？引了不怕自己有麻煩，也擔心對?地夥伴有不良影響
--- 一定要考慮夥伴的安全；不引出處嗎？論文的學術地位馬上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漸漸地，學者就慢慢轉向一些不敏感、不存在上述麻煩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少人研究中國的政治、權力動向等問題，香港學者研究中國問題越趨不尖銳。有人透露心聲：我們學者不像你們新聞工作者，“心口掛個‘勇’字”，無必要冒險。（雖然不像新聞界，學者的材料都是在季刊發表的，較少機會給人監視。“沒那麽危險”）這還不止，甚且影響及自己的學生，建議他們避開敏感題目（出了事怎麽向人家交待）。程翔的案例讓大家覺得過去的擔憂現在更“埋身”。
學者也在比較，他們經歷過80年代末趙紫陽、胡耀邦主政時期的開放，現在卻那麽緊張，不斷有人出事。（有學者提醒學生：假使是到?地學校做研究，在接近「六四」時期，最好迴避，別去院校。）
又有些學者在?地接觸到一些資料，想帶?香港做分析，帶不了（怕誤觸地雷），只好憑記憶，資料太多，能記多少算多少。
錢的問題也很麻煩。研究是要經費的，?地夥伴提供材料，有時也會“買”，另一方面會提醒自己，不能用太多來自美國、台灣的贊助，否則研究出來的成果，隨時會變成向間諜組織提供情報的證據。
總之，現在做中國研究，有時“好似做賊一樣”，就算有“好料”亦不敢帶出來。看到這個連環圖，長此以往，在香港做的中國研究的質素，將會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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