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曾任傳媒機構研究員及大學講師
新加坡《海峽時報》東亞首席特派員程翔，被指涉嫌替台灣做間諜的案件，終於在8月15日開審。表面上，審訊當日只有百多人，參與由記協臨時發起的燭光晚會；但事實上，對中央政府處理程翔案的手法有所質疑的人，遍及左中右陣營。
程翔的一生，其實是香港民主派和親北京陣營的共同縮影，如果北京當局處理程翔案不當，對中港關係所帶來的裂痕，相當深遠。
判刑倘不當 中港裂痕加深
程翔與曾鈺成、曾德成一樣，都是曾經受過英式精英教育的香港本土左派。當曾鈺成港大畢業後在親北京的學校教書，程翔就進了《文匯報》跟隨當時的中共黨員金堯如進行宣傳工作，後來更得到金堯如向廖承志推薦，成為第一位《文匯報》非黨員駐京記者。程翔可能是比曾鈺成、程介南等人，更高一級的土共精英，這點毋庸置疑。
在1989年六四事件，很多香港土共精英，無法認同北京當局開槍殺人的決定，程翔毅然放棄在《文匯報》的高職（他當時已是副總編輯），跟隨李子誦、金堯如等人離開《文匯報》，創立《當代》雜誌。在這點上，他與很多本為民族主義的民主派，有着共同的背景和歷程。
但程翔與其他民主派不同的是，由於他對體制內改革仍有一定期盼，所以他沒有像其他民主派支持者般，向英美方面靠攏，由他離開《當代》後，選擇加盟新加坡報業控股便知一二。以程翔的英語水平，以及在中國的經驗，他要成為英美主流大報駐港首席記者並無問題，但他選擇了新加坡報業控股，以及旗下的《聯合早報》和《海峽時報》，因為新加坡既比香港傳媒有膽量有空間評論中國問題，但又不會出現過度向英美靠攏的現象。
程翔之所以得到左中右香港人的尊重，因為程翔一生貫徹劉賓雁在《第二類忠誠》中對中共，以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忠誠。
他一如很多愛國華僑，在良心上堅持對體制內的問題仗義執言，而在國家問題上，他又毋庸置疑站在現政權的一邊，他一生竭盡全力，去改良這個國家，這也是很多香港民族主義分子，包括民主派人士，以及部分開明土共的想法。
但如果程翔被中央政府重判，程翔的故事就會變成了中國著名傷痕文學《苦戀》中那個故事，《苦戀》的主角，正是像程翔般的愛國華僑，返回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吃盡苦頭，結果在逃亡時於雪上捲成一個大問號，一個對國家苦戀的大問號，而男主角的女兒，在長大後就執意出國，無法理解父親的愛國之情。
與筆者同輩的在港印尼華人，以及其後代，幾乎是全香港最反共，對共產黨批判得最猛烈的一批華人，像凌鋒等就是一例，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曾經一片丹心對中央，甚至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理論背得滾瓜爛熟，結果換來是批鬥又批鬥。不少人更因此重新加入印尼國籍，不願當中國人。
愛反變恨 中共應汲教訓
愛的反面就是恨，如果香港人由程翔的一生，看到與印尼華人幾乎一樣的東西，那香港左中右各派的精英，與中央的關係就永遠會有一條刺，就連土共對中央的忠誠，都可能是建基於利益交換。當香港人對中國的忠誠，是建基於利害關係時，一旦中國有何風吹草動，就沒有人真的去當民族主義分子承擔到底。
曾幾何時，在印尼和香港，都有很多個像程翔般的人，結果一個又一個因政治鬥爭，不是亡故，就是變成極為痛恨中共的人。中央應該汲取歷史教訓，盡早讓程翔回家，就算日後程翔變成怎樣都好，至少不會讓傷痕擴大。如果中央做錯了決定，恐怕真的受傷害，是中央與香港人之間的關係。當發現傷痕的時候，已經後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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