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九八五年認識陳子明的，那時我是《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記者。在我駐京期間，我認識了很多不同圈子的青年學者，其中交比較多、交情比較深的，陳子明是其中一位。當我結束長達六年的駐京生涯返港時，很多朋友都不約而同地問：「你覺得駐京這�泵h年最大的收穫是什�活H」，我不假思索地答：「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一大批中國新一代的精英分子，並與他們結成好朋友」。朋友叫我舉些例子，我舉的就是陳子明、王軍濤這些名字。

朋友們看到我高度評價陳子明、王軍濤等人，都希望能認識他們，著我做個牽線人。我就在一九八八年一個夏天的周末，組織了一次「蛇口聚會」，請陳、王等人到深圳蛇口，與香港的朋友暢談。經過兩天的交談，香港的朋友們都很高興，同意我的評價，認識他們確是中國新一代最優秀的人才（注一）。為了鞏固新建立的友誼，香港的朋友們遂提出以「大學畢業同學會」的名義，邀請他們來港作短期的考察，並派我具體負責辦理他們來港的手續。

當我著手為他們聯繫來港手續時，才知道他們是屬於「內控」人物（注二），根本不會獲得批准出國。陳、王二人受到公安部門的監視我是知道的，原因是他們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即發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當年陳子明被群�摹擱|去向公安部索回被「四人幫」爪牙沒收的、悼念周恩來總理的花圈），所以早就在公安部「掛上號」。接著又辦起民刊，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並最早呼籲鄧小平復出。在當時，這是很出格的行動（這亦反映出他們的勇氣）。這一切都使他們免不了被監視。我萬萬想不到，他們最早提出的東西，都證明是正確的而且實現了，可是提出這些正確主張的人，卻從此被打入「內控」的另冊，而且一「控」就是十年。

陳子明、王軍濤等雖然公開呼籲鄧小平復出，鄧一旦復出，卻馬上鎮壓民運，取締民刊。據瞭解，當時全國各地民刊負責人共四百多人被捕。在各民刊中，陳子明、王軍濤所辦的《北京之春》的「保鄧」意識比較突出，但縱使如此，由於所採用的方法是「非建制」的，所以亦不能倖免。刊物固然被取締，人也從此被打入「另冊」。但由於支援鄧小平復出，算是有功，才得免被捕的厄運。我對此很感不平，陳子明對我說，這種事多的是。他出示了李正天（一九七五年廣州著名的《李一哲大字報》的三個作者之一）在八八年初寫給國家主席楊尚昆的申訴信副本，內容是質問為何不讓他出國（當時法國一個藝術學院邀請李正天赴法考察，公安部因他是「內控」人物，不批他出國）。李一哲大字報雖然已獲平反，而且林彪叛逃也證明該大字報完全正確，但當事人因為採取了「非建制」方式，挑戰了共產黨的權威，所以即使是正確，卻仍免不了被「內控」的命運。

由此，我們看到中共「人民民主專政」可怕之處：不管人民提出的主張是如何正確，只要敢於冒犯共產黨的權威，就要受到打擊、管制，重則判刑如魏京生，輕則實行「內控」如陳子明、王軍濤。

我們也看到另一個事實：呼籲鄧小平出來，算是有功，尚且受到「內控」對待，則如果被當局想像為參與「倒鄧」活動，會得到什�炯矕_，不是很明顯嗎？

當我聽到他們不幸身陷囹圄時，那種難過的心情是難以名狀的。

我之所以深深敬佩他們，乃因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政治環境下，敢於走知識份子「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道路，真正做到「不媚上，不媚�慼v。

在中國，知識份子要走這條路，是很不容易的。中共政權需要通過控制思想來維持其[一黨專政]的統治，這就注定「獨立思考」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中共長期以來視知識份子為政權的附屬品（毛澤東更把知識份子貶為依附在皮上的毛），這就注定，知識份子難以有「獨立人格」。

正是為了能堅定不移地走「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道路，陳子明、王軍濤等籌建起全國第一家民辦研究所——「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這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來第一次有人在意識形態領域有組織的「異類」聲音。綜觀這個研究專案，在任何民主社會都是很正常的課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證明很多課題是當時必須進行研究的（參看本書下篇附件十二對該所的介紹）。正由於他們「開風氣之先」，所以「槍打出頭鳥」，他們在當權派眼中，分外覺得是一種「噪音」。可是，民辦研究所有官方研究所所沒有的優勢，學者們能夠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探討問題，不必按官方的調子來塑造自己的意見，更不必按權力的大小來厘定自己接近真理的距離。這對知識份子來說，無疑是一種難得的自由。所以，很多有潛質的知識份子都願意到這個所工作。在他們的示範作用下，八十年代中以後，北京開始出現一股民辦研究所的熱潮，如「首都鋼鐵公司」屬下的「法制研究所」、「四通公司研究所」等。

陳子明辦研究所的經費究從何來？這是中共安全部早就在「關心」的事。陳子明經常對我說，知識份子要走「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道路，必須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如果躺在「大鍋飯」上，就必須看領導人的臉色，揣摩主子的思想傾向，從旁論證領導的意圖，這樣，則「獨立思考、獨立人格」從何談起？他們為了創立民辦研究所，就致力於積累自己的經濟實力。在辦企業方面，陳子明以事實證明自己也是一個出色的企業家。他從創辦函授學校開始，只是幾年工夫，便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企業集團（包括建立一所函授大學、一間出版社、一個市場及民意調查中心，一家旅遊紀念品公司，其後還收購了由當時「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主辦的《經濟學周報》），並在多個省市設立分部。該研究所提供有關社會調查、市場研究、可行性報告、地區開發方案等收費性諮詢顧問服務，還接辦科研專案（陳子明本人是理科出身，有從事科研的能力），是中國第一家民辦的智囊組織。據說，在全盛時期單是每月在各地所發的工資就高達二十多萬人民幣。到「六四事件」後，研究所被充公的現金和設備等財為就多達三百萬人民幣，由此可見其規模，相對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農村萬元戶可能不算大，對靠「官倒」、「私倒」致富的人更是微不足道，但在八十年代中期對知識界（靠智力致富）來說是一個非常令人豔羨的成就。陳子明的企業家精神和組織能力，換在香港這個社會，早已晉身「年青富豪」榜了。

陳子明等以這個企業集團所創造的財富來支援他們的民辦研究所，這是中共懼怕他們的真正原因。這個集團下的函授大學，打破了官方對知識傳播的壟斷。他的出版社打破了知識份子出書要經過思想警察審查的慣例。他建立的跨越全國多個省市的民意調研網路（中共建國以來第一家民意調查中心），更直接威脅到「黨代表了民意」的神話。過去，很多知識份子都或多或少會發出不同政見，但這只能作為個人的發泄，中共不會怕，因為他們都是吃共產黨的「皇糧」，吃皇糧的就要「順著領導意志走」。陳子明則以辦企業來�K研究，以經濟實力來支援「獨立人格」。這是他和其他知識份子最大的不同。正是因為他們具有這種能量，中共黨內保守力量就視他為一大威脅，在「六四事件」之前，就想辦法來整垮他。他們通過查賬企圖找出陳子明貪污舞弊的證據，無奈怎樣查都查不出問題，待「六四事件」一出來，保守派得其所哉，大有「一舉粉碎」的痛快感，他們徹底解散了這個憑法律手段無法令其關門的研究所和企業集團。在「六四事件」之後，保守派更提出，要嚴防改革派知識份子經商辦企業 ，提出要防止這類人進入「經濟領域」。因為他們知道，進入經濟領域的知識份子才有真正的力量。他們就是怕有人走陳子明的路，具備獨立經濟來源後會危害到共產黨的思想一統位。

陳子明、王軍濤被誣告為「學運黑手」，只是因為當局要為殘酷鎮壓民運的錯誤找尋一些合理的根據而已。他們的遭遇，證明中共製造「冤假錯」案的機制仍然健在。儘管兩人的律師已作出了非常出色的辯護，證明他們並沒有罪，卻絲毫不能改變二人的厄運，因為這種政治審判本身是不必講究法律證據的。我作為他們的朋友，以我自己的良心作證：直到八九年五月四日，他們兩人仍堅持不介入學運。那一天，我在北京替《香港文匯報》主持一個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座談會。席間，陳、王二人嚴厲批評了當時學生對話團代表項小吉（現在美國），批評他們不講究妥協。項小吉請陳、王主持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出面支援學運，遭到陳、王兩人的拒絕，並指出不介入學運是他們研究所的決定。陳子明、王軍濤不介入學運，是由他們自己的思想形態決定的（詳下）。讀者在通讀陳子明這本《改革十年反思》後，就可以判斷出他們一貫的思想並冰贊成激烈的極端行為。他們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介入學運只會令事情更糟糕。這些都是我親耳聽到的。當局說他們是「學運黑手」真是千古奇冤。五月四日之後直至五月二十一日戒嚴後他們的言論（在《經濟學財周報》上發表，見本書的姊妹作《王軍濤：其人、其言、其「罪」》），也仍然是很溫和的。他們之所以介入學運，完全是因為受了中共黨內開明派的邀請才出來斡旋的。

當我聽到陳子明、王軍濤等被中共極左勢力報復性地重判十三年的消息，心情十分難過。在一九八七年左右，適逢鄧小平大吹大擂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之時，我與陳子明之間有過一場辯論：「中國還會不會再發生文化大革命」？陳子明認為不會，他列舉了改革開放後党心民心的很多變化，論證中國不可能再發生文革式悲劇。我則從中共制度�媥伬P文革悲劇的各種機制仍然完整無缺這一點來論證文革式的悲劇隨時會再發生。他是從改革開放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來判斷文革式悲劇不可能重演，我則從改革開放的不夠廣不夠深來判斷文革式悲劇隨時會捲土重來。從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我當然希望自己的判斷是錯誤的。但很不幸，一場[文革]式的悲劇就在我們展開這場辯論之後不久發生了。「六四事件」同「文革」相同的地方在於：在中共現行體制下，一切善良人士的意志都無法阻擋統治者不理性的決策。

身陷囹圄的陳子明，仍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寫下《改革十年反思》一書。捧讀全書後我的感想是：陳子明不愧是當代中國的精英。

其一，看其毅力。這是他在秦城監獄羈押期間，為抗議政府對他的不公正的對待而寫的[申訴書]的一個附件。不但時間迫促，而且資料缺乏。他手頭沒有任何可供參考的資料，完全借助於頭腦的記憶。僅此一點，就使我輩肅然起敬。特別考慮到監獄並不是一個適於寫作的好地方，那第，陳子明的勞動成果就尤其難能可貴了。他作為《經濟學周報》總經理和王軍濤同獲一九九一年國際自由新聞獎實是當之無愧的。

其二，看其冷靜、客觀的研究態度。雖然他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但書中絕沒有半點個人情緒的發泄。他對導致「六四事件」的政治、經濟、社會因素，作出準確深刻的分析，並把「六四事件」放在十年改革開放的這樣一個歷史景觀上來研究，使人對中國歷史上這件慘案的為生，有更清晰的理解。他認真地檢討國家方針政策，而完全沒有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只有思想境界極高的人，才能夠這�洮�觀冷靜。

陳子明和王軍濤被認為是實證學派的代表人物。作為新一代的政治學者，陳子明、王軍濤所從事的理論探索具有開拓性的意義。他們主張知識階層既要有自尊與自信，也要有自知之明，擺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不要在為棄贖罪意識之後，自我崇拜又膨脹起來。他們強調經濟發展是時代的主旋律，經濟改革是其和聲與變奏，經濟發展高於經濟改革，經濟改革服務於經濟發展。在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上，強調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協調同步，起到保障與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政治發展第一位的目標是秩序漸進，制衡重於參與。在社會文化領域，強調民族精神、國家利益與社會共同體意識，主張在一個長時期內把培植國力放在首位，反對超前地、片面地突出社會福利和個人利益、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和社會政策，高舉社會公正旗幟，保護低收入社會階層。贊成擴大同一職業集團和社會階層內部的收入差距，增強內部競爭動力；反對擴大職業集團和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以維持社會團結的心理基礎。

從他這些觀點來看，絲毫看不到這樣一個人會贊成「顛覆政府」的行為。他雖然對政府的工作有很嚴厲的批評，但他時常對我說，他是「補台派」而不是「拆台派」。所以硬要說他是「顛覆政府」，除了為了找出一個足以整治他的理由外，實在想不到有何根據。

這本書本身就是一份很難得的十年改革史實。研究十年改革開放歷史的學者將會發現這是一份重要參考資料。正因為陳子明提倡知識份子走「獨立人格」、不依附權貴的道路，正因為他是中國青年知識份子中實證學派的先驅者，這兩個要素融彙在此書中，大大增加了這本書作為史料的價值。

能否對十年改革作出科學、冷靜的總結，將影響到未來的改革的成敗。「六四事件」後，我們只聽到官方的總結，再難聽到民間的觀點。陳子明這本書，提供了中共權力系統以外的學者對這十年得失的總結。它對中共當局制定新的改革開放計劃，會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為子明的朋友，我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替他出書的任務。一則希望他能通過這本書的出版，申述自己真正的思想，還他清白之身；二則希望藉此為這十年改革歷史作出科學的總結，以便今後中國能少走彎路。我希望各方朋友在讀過這本書後都能為子明呼籲：把這樣一個有才華的青年知識份子打入黑獄，是一種罪行，它只能造成我們民族嚴重的損失。

寫於「六•四」三周年前夕

（注一）「大學畢業同學會」每年都向內地青年學者提供獎學金，贊助若干人來港作短期研究。他們對申請者都進行嚴格的遴選，所以對內地新一代學者的水平都有認識，能夠分辨出一個人的學術水平。

（注二）「內控」是中共「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大發明，即對持不同政見者實行「內部控制」。受「內控」的人，言論和行動均受公安部門監控。本人固然不准出國，各單位也不准對之重用，經濟上則任其自生自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