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二月，程翔與香港記者協會着手籌辦「金堯如紀念基金」，為紀念逝世一周年的《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當時他向記者透露，金堯如曾在《文匯報》栽培他們一批少數香港土生土長的新聞工作者，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程翔亦跟隨金堯如離開《文匯報》。其後九七回歸，移居美國的金堯如，仍然關心香港新聞界的狀况及記者所面對的衝擊；因此，程翔希望藉此紀念基金，鼓勵捍衛新聞自由的記者，並將每年舉辦一次頒獎儀式。
程翔一貫低調，多次婉拒訪問，今次破例，只為「金堯如紀念基金」。
訪問中，程翔親述八十年代成為香港首位派駐北京記者的經歷，以及在大陸採訪曾遭扣查，由金堯如作出政治承擔，才倖免於難的事件。另外，程翔亦對香港新聞界在九七回歸後的自我審查現象有點不以為然，並引述《文匯報》作為黨報，八十年代仍鼓勵駐京記者謀求新聞突破，爭取報道中國改革開放的消息，以改變黨的滯後形象作例子，認為香港新聞界實有倒退迹象。
是次訪問為去年三月十一日，程翔在北京採訪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抽空進行，惟整個專題訪問尚待完成之際，他在四月二十二日前往廣州取趙紫陽書籍手稿時被捕。
據悉，程翔被捕前，一直為創立這個新聞自由基金奔走，遺憾的是，此夢未能圓。
蕭—蕭振儀
程—程翔
蕭：你是《文匯報》的「非黨員」記者，一般來說不被信任，總編輯金堯如如何排除萬難，破格提拔你派駐大陸，令你的新聞工作生涯有所改變？
程：一九七八年中國要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看到對外宣傳的重要性，提出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能否派我擔任報館駐北京記者，藉以將中國的改革開放信息向外報道。當時由於我並非黨員，因此這個申請提出後，迅即被主管單位新華社否決了，實在很無奈，唯有暫時擱置。直到總編輯金堯如到香港履任，就李子誦針對改革開放作出的決定，認為是重要的、適當的，他亦曾在報館作內部評估，看誰比較合適駐京。針對此事，上級(新華社)曾提出，倘若報館能夠派出一位黨員赴任，當然會考慮，但是那時沒有黨員願意長駐北京，於是金老總(金堯如)逕自將我的名字提到政治局委員廖承志那裏。按照廖承志提出的駐京人選條件，主要視乎此人是否具備國際知識、外語能力，以至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能力和經驗。根據這三個條件，金老總認為我比較適合，將我的提名直達廖承志，這種情况下，新華社無法反對，於是我成為香港首位派駐北京的記者。蕭：駐京工作是否成為新聞事業一個重要里程？程：駐京工作後，大遽增加了我對中國的認識，因為眾所周知中國閉關長達三十年，外面世界的人完全不了解中國，駐京工作令我眼界大開，亦是我在新聞工作生涯中的重大突破。
蕭：你可否談談八十年代派駐做北京記者的感受？是否常遇不可踰越的地雷，有沒有難忘的經歷？
程：八十年代的中國仍然不甚開放，從我們新聞工作者的角度來說，是一個遍地機密的地方，令很多外來人無所適從，別人不認為是機密的事情，怎料在這裏卻視作機密。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八十年代的北京市，連一張詳細的胡同分佈圖也是機密，迄開放改革廿五年後的今天，乍聽下實在匪夷所思。現時內地為發展旅遊，甚多地圖都描繪詳盡，但在八十年代初，卻連一張胡同地圖也是機密，這例子足以說明，當時那種大氣候環境做新聞工作是如何容易踩線、容易犯忌。
蕭：大陸和香港兩種不同的新聞觀衝擊下，你如何以香港新聞工作者的理念，突破防線報道真相？
程：在駐京生涯之中，有個典型的例子是我曾報道了一宗新聞，對當時的中國政府來說，認為是重大的竊密事件，提出要處理我，但是金老總在了解整件事件始末，與及我在採訪過程怎樣取得資料後，親自到北京跟領導人說項，記者去找資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是他的天職，只要在採訪過程中並無涉及任何非法行動，如何取得新聞是他的本事，是他的責任，至於取得新聞回來後怎樣處理，會不會涉及竊密問題，這個判斷是編輯的責任，也是編輯的水平問題，所以要處理程翔，他說倒不如處理他，作為總編輯，他才要承擔最大責任。由於他說得情理相符，而且甚具說服力，所以當局決定不了了之。我覺得作為他的下屬，你的上司在你遇事的時候，敢挺身而出承擔責任，這件事令我很感動，實在是一個難得的領導。在金老總了解事件的過程中，我們總結出一個經驗，在一個遍地機密的地方，你要突破這件事，個人操守很重要，所以我們慢慢形成一種守則，在取得新聞來源的過程中，絕對不牽涉金錢交易，這一點很重要，同時在取得新聞後，絕對為了見報用，而非別的利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守則。只要在取新聞過程中，不涉及任何利益交易，才可以比較置於不敗之地。
蕭：現時香港傳媒機構在報道大陸新聞時，每每擔心得罪中央，而出現自我審查的情况，你認為應如何作出平衡？程：這個問題關鍵在於記者編輯和報館最高領導，需要有比較大的共識，否則記者在前線如何努力，沒有大後方、沒有上層的支持，這會是很困難的事。就舉八十年代在中國採訪的例子，當時大背景是中國勵行改革，中國熱切希望有所改革，而我們報館在李子誦及金堯如的領導下，亦謀求新聞上有所突破，以改變黨部呆板跟滯後的情况，在這種形勢下，由於大背景比較有利於改革，內部的小背景、小環境亦有利於改革，所以作出比較多的新聞突破。八十年代的《文匯報》被行家評價為一份比較活潑進取的報紙，我認為這個跟李子誦及金堯如的努力不懈有關，金老總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也敢於堅持很多的看法，跟一些不合理的現象作鬥爭，在文字上通過筆觸跟錯誤的事作鬥爭，這點實在值得香港新聞從業員、新聞機構主管及負責人去思考，為何一個黨員都敢於這樣做，而非黨人士卻唯唯諾諾，不敢去碰一些不合理的現象，金堯如的精神值得我們回顧，其實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在內。
蕭：香港新聞工作者該怎辦，是否應大膽突破防線採訪？
程：傳媒人手上掌握是社會公器，你如何將社會公器去謀求社會公義，這是傳媒人的天職。
蕭：大陸的新聞觀念跟香港迵異，你認為採訪大陸新聞應具備那種心態及踩線技巧？
程：我認為最重要是心態問題，八十年代的中國記者跟官員之間是處於比較從屬的關係，八十年代的中國記者是官僚架構從屬的部門，實為這個官僚架構服務，變成在報道方面也要忌住，記者有很多禁忌之處。作為外來的新聞工作者，金老總教我們排除心理障礙的辦法，叫做「逢官高三級」，若你是處長，我便要將自己的地位看成高於你，我是局長、部長，這樣我才敢於發問，若你遇到被訪者官位高，你便矮了一截，根本不敢向對方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或者這個具體在大陸的採訪技巧值得大家借鏡。你要先讓自己與官對等，這樣才能夠作出比較深入的交談；若你覺得矮對方一截，就像很多國內新聞工作者所犯的毛病，實難以跟官作出有意義的對話。
蕭：八十年代駐京時，你曾誤觸地雷被扣查，那時情况怎樣，被扣了多久？
程：(不要錄了)，總之，要我返回香港，不讓我留在這裏，金老總據理力爭後，仍然給我留在這裏。
( 附註: 是次訪問部分巳在香港電台電視部《動感時事》節目播出，此為完整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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