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
新加坡《海峽時報》東亞特派員。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畢業。他參與新聞工作三十多年，是華人新聞從業員中，少數曾在全球四個主要華人社群（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長駐工作的。因此對不同華裔社群的差異有深刻的瞭解和認識。著有《中國：邊陲萬裏行》（1987年）、《天安門的反思》（1989年中文兼日文版）、“Will
Taiwan Break Away”(2000年英文版)和編輯《中國加入世貿手冊》（2003年）。
“沙斯”之所以能夠從天災迅速轉化為人禍，原因就在根本政治制度本身。把它歸咎為行政失誤，是有意避重就輕。
第一章 “沙斯”的由來
“沙斯”自2002年11月中起，肆虐至今（2003年5月）半年有多，在全球範圍內共造成500多人死亡，7000多人受感染的重大醫療衛生事故。
這種人類前所未見的新病毒，在中國首先出現，由於政治原因，沒有被“扼殺于萌芽狀態”，乃至衍化為一場全球性的災難。事後證明，病毒本身雖然是自然因素，但導致病毒迅速擴散的卻是政治因素，而且同中共政治制度密切相關。
一、 從天災轉為人禍
災難的人為因素始於2002年十月左右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國的傳媒發出一份關於為中共“十六大”（即中囯共產黨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營造良好政治環境的通知，要求中國的傳媒集中報道十三年的成績，報道“三個代表”理論的重要性，以及不能報道社會發生的重大消極新聞，以免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影響“十六大”會議的氣氛。
在這份通知裏，就明確地提出每年冬春之交是我國流感、肺炎的高發期。而今年的冬春之交（指2002年至2003年），恰恰是我國重大政治活動“十六大”和“兩會”（指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第十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會議的簡稱）召開的時候，各地黨政軍高層進出北京頻密，所以媒體要注意避免對流感肺炎的報道造成恐慌。
這個通知可以說是使“沙斯”由“天災”轉變為“人禍”的一個關鍵因素。由於這個通知，“沙斯”的出現，便被刻意隱瞞，人們更因而無法獲知一種全新的病毒已經降臨人間，更錯過了把病毒“扼殺于萌芽狀態”的機會。
人們如果把這個通知放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共要隱瞞疫情。
去年十一月中舉行的中共“十六大”，對時任最高領導人的江澤民來說意義重大。一，他將以76的高齡，第三次出任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二，他將建立一個“沒有江澤民，但事實上將繼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的領導班子；三，他將把他的理論（“三個代表”理論）寫入黨綱，成為全黨今後的思想行動綱領，從而確立他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的歷史地位。
今年三月舉行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第十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兩會”）則將以國家立法形式，確認執政黨在“十六大”達成的上述決議，使中共一黨的決定成為全國人民必須遵守的決定。
這裏必須指出，江澤民這個作法，即使用中共黨內的準則來看都是不合理的，甚至違反了黨內曾經公開表達過的意願和制訂的政策，例如：
一、他違反了中共自1980年鄧小平提出的關於廢除終身制的理想。自從鄧小平提出這個政策後，他確實是從自己做起，逐步退出最高層，雖然還是很不徹底，但是大方向卻是非常明確的。
二、他違反了他自己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時與黨內高層達成的共識即今後領導幹部將嚴格執行70歲下臺的規定。在“十六大”上，他為其他人制訂了68歲退休的規定，但自己卻以76的高齡，仍然保持最高的軍權，令人側目。
三、他違反了黨內多年來多次提出的不作個人宣傳，不搞個人迷信的規定，為了使他繼續留任最高權力機構（中國這實際上是中共中央軍委），不惜開動全國宣傳機器，宣傳十三年的政績如何偉大，宣傳他的理論如何重要。
江澤民這種違背的理想和意願的作法，自然會引起黨內的不滿。在這個背景下召開的“十六大”，自然要加大宣傳十三年的力度，宣傳江澤民的不可或缺的原因，並防止一切“消極因素”對“十六大”的幹擾。在這個時刻爆發疫情，肯定是不合時宜的“政治不正確”事件，因此要被壓下去。
由此人們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結論：一，中共當局憑過去的經驗，完全知道在“冬春之交”這個季節有可能爆發疫情，否則不會在中宣部文件中具體提到“流感、肺炎”等。它所不知的，是這是全新的病毒而人類還沒有發展出治療它的藥物；二，中共基於很明確的政治目的不准傳媒報道，而這個決定，是來自黨內最高層而不是一般的高官；三，在中央制訂了方針後（確保社會穩定，不能幹擾“十六大”、“兩會”），各級政府都積極執行，自覺地採取措施去隱瞞疫情。
所以當事件曝光後，中共還一再辯稱疫症是“突如其來”，這是徹頭徹尾的撒謊，而懲處的物件不及最高層，這顯然是很荒謬的，因為中層官員正是努力執行中央錯誤的決策（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理由隱瞞疫情爆發的新聞）而遭懲處。
二、“黃禍論”沉渣泛起
“沙斯”一役，固然對中共造成嚴重的信用危機，對中國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但最不幸的，是對全體中國人的形象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自從中共的錯誤導致中國向全世界輸出疫症以後，一時間國際上“黃禍論”又沉渣泛起，一些種族主義色彩濃烈的人，把“沙斯”等同“中國”，使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再受到世界多國的歧視。在與中國建交的160多個國家中，有114個國家宣佈限制中國人到訪。記憶中，在現代史上這是不多見的。西方人數百年來排華恐黃心理又再一次復甦。
由於中共的錯誤，我們中國人呈現在國際上的是一種怎樣的形象？可以歸納為以下：
骯髒（否則不會有疫症）；
不文明（愛吃珍禽異獸）；
不誠實（否則不會隱瞞）；
冷血（從中國高級官員的態度可見，詳第三章第一節）。
這恰恰是典型“黃禍論”裏中國人的造型。在現代全球化社會裏，國家和民族的形象是一種無形的“軟力量”，是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幾百年來西方白種人為什麽三不五時就要祭起“黃禍論”來敲打中國，目的就是不斷地削弱中國潛在的“軟力量”。過去如是，今天如是，今後也將如是。
問題是，“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這是千古不滅的道理。假如不是中共這次嚴重的錯誤，則“黃禍論”不會捲土重來。我們能責怪別人嗎？所以這次疫情，除了造成生命的喪失，經濟的凋零外，我們全民族還為中共的缺失而背上沈重的名聲和形象的代價。
痛定思痛，我們都有責任找出問題所在並要求中共痛改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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